齐××，男，1973年生，汉族，黑龙江省青年，1993年来西安某影楼打工。因涉嫌盗窃影楼经理19000元存单并取走存款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破案，1995年4月22日被西安某区公安分局收容审查，同年7月2日逮捕。张国安律师和王世博律师接受委托，担任辩护人。

一审辩护

某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区法院1996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。公诉人指控：“1995年3月29日下午7时许，被告人齐××窜至本市解放路某艺术影楼经理办公室，趁无人之机盗走定活两便存款单一张。次日，被告人齐××持所盗的存款单从中国工商银行××市分行解放路储蓄所提走现金19000元”。

张国安律师进行无罪辩护，使用控方证据证明：①被盗存款单存放地点不清；②被告人作案地点不清；③发案时间不清；④被告人作案经过不清；⑤被盗现金去向不明；⑥被害人承认经常让被告人去银行存款、取款，银行监控录像只能证明被告人取过1.9万元，不能证明存款单是盗窃的，不能证明被告人把1.9万元据为己有。

区法院认为：“本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当年7月2日决定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。区检察院8月1日把案件退回公安分局，“建议予以撤案”。

一审再次辩护

公安分局又查出齐××盗窃1部索尼牌随身听的犯罪事实，区价格事务所鉴定结论：“被盗的索尼收录机”时价为1450元。区检察院1997年5月3日再次提起公诉。区法院1997年7月16日再次公开审理。被害人出庭陈述：随身听是1993年10月从广东番禺县购买的，1994年4月借给员工陈某，被陈某丢失。被害人提供随身听皮套，证明随身听是自己的物品。控方5名证人出庭作证，陈某还证明自己笔记本中记有随身听的型号和机身号。张国安律师和王世博律师继续无罪辩护，指出：证人证言自相矛盾，互相矛盾；陈某连自己家电视机的型号和机身号也记不住，缘何写下借别人随身听的型号和机身号？被害人没有购机发票和保修证，皮套不能证明随身听是被害人的物品，被害人不知道“自己的随身听”使用几号电池，不可能是随身听的所有人。7月17日法庭继续审理，对盗窃1.9万元的事实进行调查。张律师要求宣读出示被害人所写、与被告人经济往来的一份帐页，以证明1.9万元已经交给了被害人。公诉人对这份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提出质疑。张律师说明这是检察院移送法院、辩护人从法院复制的。审判长认为证据来源合法，允许辩护人宣读出示。公诉人以这次起诉未向法院移送为由，反对辩护人出示这份证据。合议庭没有采纳公诉人的意见，两名公诉人擅自退出法庭。1997年10月17日区法院公开宣判：“宣告被告人齐××无罪”，当庭释放齐××。旁听群众长时间鼓掌。

二审辩护

区检察院提起抗诉，西安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，法庭辩论激烈。张国安律师和王世博律师除了论述公诉机关指控齐××盗窃随身听和1.9万元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外，还论述了公安机关侦查中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10个问题：①立案有人情案、后门案的嫌疑；②特警支队无搜查证件，非法搜查；③特警支队非法扣押被告人的物品，782天后让被告人补签名，扣押的大多数物品没有扣押单；④现场勘查不及时，不全面，不符合法定人数，《勘查笔录》无效；⑤侦查辨认违反独立辨认和混杂辨认原则，《辨认笔录》无效；⑥价格事务所越权，《鉴定结论》无效；⑦侦查过程中被告人的财物被大量侵占、丢失；⑧被害人不能直接参加侦查工作；⑨侦查人员不能同时担任本案证人；⑩区法院1996年7月将案件退回检察院。在补充侦查过程中，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（39份93页）被侦查机关抽走。西安中级法院1998年3月10日裁定：“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”。

申请国家赔偿

齐××1998年4月18日申请国家赔偿，区检察院逾期未作决定。齐××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复议，复议机关亦逾期未作决定。齐××向西安中级法院递交《国家赔偿申请书》，西安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1998年12月22日决定：某区检察院赔偿齐××被错误羁押910天的赔偿金23177元。

本案在各种报刊登载26次，省电台广播3次，被收入《脚印》、《要案公告》书中；《中国律师》杂志1998年第四期刊文：“打工仔忽陷囹圄谁是谁非，检察官突然退庭何去何从”。本案2000年获司法部首届全国律师业务案例“金獬奖”三等奖，载入《司法部首届全国律师业务案例“金獬奖”获奖作品选【刑事诉讼卷】》。